北京电影学院70年与祖国共奋进：光影筑梦想 真情写华章

为新时代造就更多德艺双馨的文艺人才
    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六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聚焦质量、提升品质，推出了一大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尤其在2020年疫情期间，全国文艺工作者勠力同心，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以各种艺术形式忠实记录了“中国抗疫”这一幅惊心动魄的画卷，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为抗击疫情所做的无私奉献和崇高精神，在服务人民群众、坚定民族自信、培养爱国情操等方面对社会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成绩背后，我国的文艺创作和国家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相比，和特殊时期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和国际传播需求相比，和全国人民不断提升的文化和精神需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以及创作浮躁、低俗、急功近利的态度仍然存在，导致我国文艺创作在发挥文化自信、凝聚社会共识、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等方面还有很多不足。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艺术教育体系和全社会造就更多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这就需要理清新时代文艺人才培养中的三个主要问题，即为什么要培养、培养什么人、怎么去培养。

文艺工作者是人民群众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从事的工作能通过文艺创作表现一个时代的风貌、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很多文艺工作者是社会知名人士，相比一般人更受社会关注，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随着时代发展，在当今的互联网社交环境中，文艺工作者不仅通过作品供给着全国人民的精神食粮，更通过个人品行魅力成为很多人的精神榜样。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一举一动关乎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关乎时代的思想动向，更关乎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要从党和国家战略高度认识培养德艺双馨的文艺人才的重要性。

德艺双馨，即在“德”的方面具有正确价值观，在“艺”的方面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平，这些是我们在艺术教育中需要首先树立的标准。为此，我们必须突出“三个强化”的理念。一是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和导向。10月17日正值北京电影学院建校70周年，回顾7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只有深入到人民生活中，充分向人民学习，才能找到艺术创作真正的源泉。北京电影学院的创办者陈波儿、章泯、钟敬之、吴印咸等不仅是开辟中国电影事业的艺术家和教育家，更是具有红色风韵的人民革命家。70年来，一代代北京电影学院师生们秉承创办者们创立的艺术观和办学理念，扎根人民、服务人民、从人民中汲取灵感，用我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在银幕上呈现出时代华章。二是强化文艺人才培养和创作中的家国情怀。只有具有人文素养，才能在艺术创作中具备更高的思想能力和艺术能力，才能跳出艺术创作者个人的狭窄视野，从家国情怀的大格局中进行艺术创作。北京电影学院建校以来，所培养出的优秀艺术人才无不是将艺术创作紧密聚焦“家国情怀”，才获得人民的长久喜爱。以谢飞、郑洞天等为代表的第四代电影人，将温暖的理想主义诗意与深切的现实主义关怀紧密结合，引领新时期纪实美学的发展；以张艺谋、陈凯歌等校友为代表的第五代电影人则将对民族文化历史的忧患、反思与国际化艺术表达紧密结合，开创了中国新浪潮电影美学。而后渐次崛起的一代代从北京电影学院走出的优秀校友更是与时俱进，掀起一次次凸显时代风采的艺术文化思潮。70年来，学校培养的人才、参与的创作始终与国家的需求紧密相连。他们塑造的银幕形象不论是领袖人物，还是普通百姓，抑或是英雄模范，都体现出中国大气、包容、厚重而坚韧的国家风度。而我们参与的纪录影像、科教影像等的拍摄制作，更是直接呈现出我们国家与民族雍容、自信、昂扬与进步的风度，从开国大典到抗美援朝，从重大工程建设到“两弹一星”，从改革开放到奥运、世博，从应对“非典”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发展的每个重大时刻，都有我们培养出的艺术人才所塑造的光辉银幕形象、记录下的辉煌银幕景观和彰显出的卓绝国家风度。三是强化文艺工作者的创新能力。与时俱进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文艺创作的重要依托，尤其在新时期的文艺创作中，文艺作品的创作手法、表现方式都在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而更新，比如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正在重构文艺作品的消费方式与产业结构，文艺作品正在冲出电影院和博物馆，通过短视频、流媒体等全新的形式走向更加广阔的消费场景。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些时代变革的方向，理解了艺术和科技融合的诸多可能性，理解了全新文艺载体的艺术语言和技术手法，才能让文艺创作插上与时俱进的科技翅膀，更好地创作出新时代的文艺精品，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在这个社会飞速发展、国际形势快速变化的新时代，推动我国文艺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首先需要高度认识到德艺双馨的文艺人才培养对于国家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只有更多的德才兼备的文艺人才，以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为崇高使命去投入到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中，才能让更多的文艺作品张扬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六年前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殷切期望，也是我们今天必须深刻思考并开展行动的紧迫事业。

（作者：钱军，系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用影像向全世界展示中国魅力

作为一个致力于创作反映时代主旋律的中国故事的电影创作者，作为一个常年驻守在高校的影视教育工作者，在北京电影学院建校70周年之际重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不仅感受到了蓬勃的感召力与驱动力，也体会到了沉稳厚重的使命感，以及肩上担负的多重责任。

作为有责任以作品为载体反映家国脉动的创作者，谱写中国故事、提炼中国情感，应当是我们一以贯之的自我要求和使命。当今的中国社会不仅汇集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关切，构筑这个巨大母体的细胞——那一张张鲜活各异的中国面孔及由其组成的家庭乃至族群，他们的生活也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深厚辽阔的富沃土壤。当代中国人的生命与情感状态，呈现在我们的作品中，绝不应当仅仅是抽象浮泛的概念符号，而要具有温度和质感，这也是一直以来我对自我的创作要求。在近年来的作品中，我始终践行的原则是“小切口、贴地、深挖”——以最具生活气息与亲和力的题材视角切入，来洞悉及探究剧烈变动的中国社会的冷暖人情。在反映内蒙古包头市棚户区改造的电影《搬迁》中，故事借由闫妮与吴彦姝所饰演的两代女性为视角代入，呈现城市化推进发展趋势之下的家庭纠葛与情感抉择。而在反映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地区防沙治沙、生态造林主题的作品《生生不息》中，围绕一位植树标兵对于造林事业与个体价值、人地关系的再思考、再抉择，凸显出新时代背景下的新生态观与发展观。这样一个个处于动态迭变中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家庭、群体，正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折射观照，正是能够接续每个观众所感所思的动情点，也正是今后我认定及坚持的创作方向坐标。

让我深感欣喜及鼓舞的是，近几年我们主流电影的创作呈现出在遵循电影视听叙事规律基础上进行多元化、多向度探索，嵌入正向丰厚的人性议题的普遍趋势。从《我不是药神》《我和我的祖国》到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档的《我和我的家乡》，我们惊喜地发现，这些作品中映现的当代中国社会开始变得开阔绵密，角色面孔有亲和力，以及健康积极的气质。就《我和我的祖国》和《我和我的家乡》两部姊妹片而言，撇去演员贡献的个人魅力不说，都在情怀输送与人性表达之间找寻到均衡适恰的基点与切口，既有群像式的“民”又有鲜活灵动的“人”，以凸显包容复杂的人性来覆盖和延展对于厚重主题的表达，收获了观众们强烈的情感共鸣。

中国电影的进步和蜕变正在进行中，而这一切只是开始。对于“中国故事”而言，每一位创作者都不该是在其人物列表之中却在叙事文本之外的旁观者，勇于尝试、勇于融入时代且忠实反映时代精神，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和担当。突如其来的疫情减缓了我们前进的脚步，却不曾动摇我们的勇气和信心。时值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六周年之际，恰逢北京电影学院建校70周年，我们更应该回望和重新梳理总书记提出的重要命题，并深刻思考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发展方向。作为“中国”这个宏大母题的有机构成，无论是影视创作，还是影视教育，我们所践行与遵循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我们力争能够借由一部部优秀的作品、一系列出色的教学成果，累积出属于中国的文化品牌，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让中国文化带着自信，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魅力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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